寄语战后80年
前言
距离上次大战结束，已经过去了80年。
这80年来，我国(指日本，下同)一贯作为和平国家前行，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竭尽所能。今日我国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包括所有阵亡者在内的，无数人的宝贵生命和苦难历史之上的。
我誓言，将通过今年3月对硫磺岛的访问、4月对菲律宾卡利拉亚的菲岛阵亡者之碑的访问、6月出席冲绳全战亡者追悼仪式和访问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8月出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死难者和牺牲者慰灵仪式，以及终战纪念日的全国战亡者追悼仪式，再次将上次大战的反省与教训深深铭刻于心。
此前在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上，内阁总理大臣都发表了谈话，历代内阁关于历史认识的立场，我也予以继承。
过去三次谈话中，较少提及为何未能避免那场战争这一点。战后70年谈话中有一节提到，日本“试图以武力行使来解决外交、经济上的困境。国内的政治系统未能起到遏制作用”，但并未作进一步详述。
国内的政治系统，为何未能起到遏制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总体战时代背景下，根据开战前内阁设立的“总体战研究所”和陆军省设立的所谓“秋丸机关”等的预测，败战是必然的。许多有识之士也感受到了战争推行的困难。
政府和军部的首脑们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为何未能做出避免战争的决断，反而鲁莽地推行战争，导致国内外无数无辜的生命牺牲？在前首相米内光政曾指出“请注意不要为了避免渐渐贫穷而一下子变得赤贫”的情况下，为何不能做出重大路线调整？
在战后80年这个节点，我希望能与国民们共同思考这个问题。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问题点
首先，可以指出当时的制度问题。战前的日本缺乏将政治与军事适当整合的机制。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下，指挥军队的权力——统帅权被视为独立，制度上不存在**“文民统制”**原则，即政治（文民）必须在政治与军事关系中始终占据优势。
内阁总理大臣的权限也有限。在帝国宪法下，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在内的国务大臣地位对等，总理大臣虽为首班，但制度上不具备统率内阁的指挥命令权限。
尽管如此，直到日俄战争时期，元老仍扮演着整合外交、军事、财政的角色。这些曾是武士、从事过军事的元老们，能够在充分理解军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控制。借用丸山真男的说法，“元老、重臣等超宪法存在的媒介”在国家意志的一元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元老们逐渐离世，这种非正式机制衰退，大正民主时期，政党曾试图整合政治与军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世界巨变中，日本成为国际协调的主要承担者之一，成为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1920年代的政府政策，如币原外交所体现的，抑制了帝国主义的扩张。
1920年代，公众舆论对军队很严厉，政党主张大规模裁军。军人感到地位低落，这种反感被认为是昭和时期军部崛起的背景之一。
传统上，统帅权仅限于作战指挥的军令，而与预算和体制建设相关的军政则被解释为内阁成员国务大臣的辅佐事项。元老和后来的政党可以说通过“运用”来弥补了制度上缺乏文民统制的问题。
政府的问题
然而，统帅权的意义逐渐被扩大解释，军部开始利用统帅权独立作为手段，来排除政府和议会对军队总体政策和预算的干预和控制。
在政党内阁时代，政党之间为了夺取政权而大打丑闻揭露战，政党逐渐失去国民的信任。1930年，在野党立宪政友会为动摇立宪民政党内阁，与海军部分人士联手，围绕《伦敦海军军缩条约》的批准，声称此举干犯统帅权，对政府进行激烈攻击。政府最终勉强批准了条约。
但是，在1935年，宪法学者、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被立宪政友会当作攻击政府的材料，并发展成卷入军部的政治问题。当时的冈田启介内阁试图将此定为“学说问题，只能交给学者处理”来保持距离，但最终屈服于军部的要求，两次发表了否定传统通说立场的天皇机关说之国体明徴声明，美浓部的著作被禁。
政府就这样逐渐丧失了对军部的控制。
议会的问题
原本应该对军队起到控制作用的议会，也丧失了其功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斋藤隆夫众议院议员的除名问题。斋藤议员在1940年2月2日的众议院本会议上，批评战争的泥潭化，并严厉追究政府的战争目的，即所谓的反军演说。陆军对此强烈反驳，认为演说是对陆军的侮辱，要求斋藤辞职。许多议员对此表示赞同，斋藤议员以赞成296票、反对7票的压倒性多数被除名。这是议会中试图履行议员职责的罕见例子，但当时的会议记录至今仍有三分之二被删除。
在作为议会对军队控制功能极为重要的预算审议方面，当时的议会也完全谈不上发挥了对军队的制衡作用。1937年以后设立了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1942年至1945年间，几乎所有军费都列入特别会计。审议特别会计时，预算书中没有细目，众议院和贵族院基本上都以秘密会议方式审议，审议时间也极短，根本称不上是审议。
即使在战况恶化、财政紧张的情况下，陆军和海军仍为组织利益和面子，激烈争夺预算。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在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这15年间，包括3位在任首相在内的许多政治家，被国粹主义者或青年军官暗杀。被暗杀的都是重视国际协调、试图以政治控制军队的政治家。
毋庸置疑，包括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在内的这些事件，极大地阻碍了此后包括议会和政府官员在内的文民自由讨论和行动军事政策和预算的环境。
媒体的问题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媒体。
1920年代，媒体对日本的对外扩张持批评态度，例如记者时代的石桥湛山曾主张放弃殖民地。然而，自满洲事变爆发以来，媒体的论调转为积极支持战争。这是因为战争报道**“畅销”**，各大报纸发行量大幅增加。
以1929年美国大萧条为契机，欧美经济受到重创，出于保护国内经济的理由采取了高关税政策，日本出口受到巨大打击。
在严重不景气的背景下，民族主义高涨，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党崛起。在主要国家中只有苏联似乎在发展，思想界也广为流传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时代已经结束，英美时代已经结束的论调，形成了接受全体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土壤。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部分部队发动了满洲事变，在短短一年半内占领了数倍于日本本土的土地。报纸对此进行了大肆报道，许多国民因此被迷惑，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
虽然也有一些尖锐的批评，例如吉野作造批评了满洲事变中军部的行动，清泽洌严厉批评了松冈洋右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但此后，从1937年秋季左右开始，随着言论管制的加强，对政策的批评被封杀，只有积极支持战争的论调才被传达给国民。
信息收集、分析的问题
当时，以政府为首的我国是否正确认识了国际形势，也需要重新审视。例如，在与德国谈判以苏联为对象的军事同盟时，1939年8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时的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欧洲天地产生了复杂怪奇的新形势”为由总辞职。这暴露了在国际形势、军事形势方面，是否存在信息收集不足、信息分析不当、信息共享不及时的问题。
对今日的教训
在战后的日本，文民统制在制度上得到了完善。《日本国宪法》规定，内阁总理大臣和其他国务大臣必须是文民。此外，《自卫队法》规定，自卫队置于内阁总理大臣的指挥之下。
《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内阁总理大臣是内阁的首长，内阁对国会负有连带责任，制度上确保了内阁的统一性。
此外，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加强了外交和安全保障的综合协调。政府在信息收集和分析方面的体制也得到了改善。这些都需要根据时代要求，进一步发展。
鉴于过去缺乏政治和军事适当整合机制、军部在统帅权独立名义下独断专行的痛苦经验，我们采取了制度上的措施。另一方面，这些终究只是制度，若不能得到正确运用，就毫无意义。
政治方面必须具备充分驾驭自卫队的能力和见识。需要不断努力，正确理解并妥善运用当前的文民统制制度。必须拥有不屈服于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不随波逐流的政治家矜持和责任感。
自卫队被要求作为专家集团，积极向政治说明和提出关于我国周边国际军事形势、装备和部队运用的意见。
政治负有超越组织纵向分割、进行整合的责任。绝不能出现组织割据、对立，从而迷失日本国家利益的情况。我们必须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陆军和海军以各自的组织逻辑为最优先而对立、甚至各自内部的军令与军政缺乏协作，国家意志未能一元化，导致整个国家被引入战争的覆辙。
政治必须始终考虑国民整体的利益和福祉，秉持长期视角的合理判断。在责任不明确、局势僵持的情况下，即使成功可能性低、风险高，“勇敢的声音”和“大胆的解决方案”也容易被接受。海相永野修身曾将开战比作手术，称“虽然相当令人担心，但要治愈这场大病，除了下定决心排除国难别无他法”，“政府判断不战则亡国，但战亦可能导致亡国。然而，不战而亡国则是连灵魂都失去的真亡国”。据说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也曾对近卫文麿首相施压：“人啊，偶尔也需要在清水舞台上闭着眼睛跳下去。”我们绝不能重蹈历史上比起冷静合理的判断更重视精神、情绪化判断，从而误导国家前进方向的覆辙。
发挥遏制作用、防止政府做出错误判断的，是议会和媒体。
国会被要求通过行使宪法赋予的职能，适当检查政府的活动。政治绝不能迎合一时舆论，为了一己私利和保身，推行迎合人气的政策，损害国家利益。
我们需要一个健全的言论空间，包括有使命感的新闻业。在上次大战中，媒体也煽动了舆论，将国民引导向鲁莽的战争。绝不能陷入过度商业主义，也不能容忍狭隘民族主义、歧视和排外主义。
包括安倍前首相遇害事件在内，暴力对政治的践踏、威胁自由言论的歧视性言辞绝不容忍。
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是向历史学习的态度。直视过去的勇气和诚实、谦虚倾听他人主张的宽容所体现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以及健全而强韧的民主主义，比任何都重要。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民主主义绝非完美的政治形态。民主主义需要成本和时间，有时也会犯错。
正因如此，我们应该始终在历史面前保持谦卑，将教训深深铭刻于心。
在自卫和威慑中维持实力组织极为重要。我无法站在否定威慑论的立场上。在当前的安全保障环境下，这是履行负责任安全保障政策的现实。
同时，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无与伦比力量的实力组织超越民主控制而暴走，民主主义将是转瞬即逝的脆弱之物。另一方面，文民政治家也并非不会判断失误，从而将国家推向战争。文民统制、适当政军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政府、议会、实力组织、媒体，所有方面都必须时刻认识到这一点。
斋藤隆夫议员在反军演说中论述，世界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战争不是正义胜利，而是强者征服弱者。他主张政策必须基于现实主义，警告绝不能忽视这一现实，而以圣战美名掩盖而误了国家百年大计，并因此被众议院除名。
第二年的众议院防空法委员会上，陆军省表示，空袭时市民避难，将导致战争继续意志的崩溃，并对此表示否定。
两者虽是遥远的过去事件，但足以传达放弃议会职责、精神主义横行以及轻视生命人权的可怕。不正面直视历史，光明未来就无法开启。在我国处于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的今天，更应重新认识向历史学习的重要性。
在拥有战争记忆的人数逐年减少、记忆风化令人担忧的今天，我相信，只有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每一位国民，都能主动思考上次大战与和平的应有状态，并将此应用于未来，和平国家的基石才能得到进一步巩固。
我将与国民们一起，借鉴上次大战的各种教训，竭尽所能，努力绝不让那种惨祸重演。
日文原版出处：石破茂首相の「戦後80年所感」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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